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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往事:子女兒時對其唯一記憶就是“忙”(圖)

  1984年于敏與鄧榢先(左)在核試驗基地。 資料圖片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展戰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于敏)。資料圖片

  20世紀90年代初于敏與夫人孫玉芹。資料圖片

  少年于敏有一個執著的信念:在那個內亂外侮的國土上,盡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樣馳騁沙場,但他相信,總會有諸葛亮、岳飛式的蓋世英雄出現,能夠蕩寇平虜,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個世紀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蓋世英雄”。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時代歷經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在戰亂中度過。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里“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靜,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他把為國紓困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進入天津木齋中學讀高中,因成績優異被推薦轉學至耀華中學讀高三。此時,他遇到了兩位恩師。

  語文老師王守惠,講解古文和古詩詞時,必會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個大的時空中,將寫作的背景、文學的淵源和價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講得透徹明了。這種教學方法使于敏很受啟發:思考和分析問題也應如此,將對象置于一個大的環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他也因此發現了自己為何會傾心于《三國演義》里的恢宏場面和弘大背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正是源于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善于把微觀的事情放在宏觀的大環境中進行分解和縷析。

  另一位是數學老師趙伯炎,講課時喜歡講授數學題的各種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來由,要求學生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種耳濡目染盡管只有一年,卻使于敏受益終生,他由此逐漸養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善于從宏觀角度處理微觀問題,具有開闊視野和戰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

  于敏意識到,他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紓困之路——內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于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畢業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但他發現那兒的老師并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難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沉靜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傾心于理科,他喜歡并選修了理論物理,并最終棄工從理,轉至理學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學號1234013常年排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于敏的研究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對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國際前沿。

  20世紀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無大進展,于敏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表了《關于重原子核的殼結構理論》《關于原子核獨立粒子結構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謝。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

  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三十余年后,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時,于敏并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于老師希望我出國留學,完成他的‘留學夢’。”藍可說。

  “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強調獻身祖國。”藍可說,“于老師建議我出國兩年,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了卻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國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關,突破原子彈,同時,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對氫彈作理論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告訴他,經研究批準,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內向沉默,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喜歡搞應用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而且,他當時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他忘不了少年時代的那個關于“蓋世英雄”的信念。

  “這次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

  于敏所說的“欺負”,并非僅指過去而言。20世紀50年代,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抗美援朝的時候,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就曾建議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它是真的在進行核訛詐、核威懾,不是報紙上說說玩兒的。”于敏回憶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氫彈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卻君王天下事”,但并不為了“贏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這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消失于公眾的視野。他的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輕核理論組”在于敏等人的帶領下,對氫彈原理和結構作了初步探索,并解決了一系列熱核材料燃燒的應用問題,產生了六十多篇論文,但均作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領“輕核理論組”攜帶所有資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研究人員趕在國慶節前夕奔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假期間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同年10月下旬,于敏為上海研究人員作了“氫彈原理設想”系列學術報告,提出了兩級氫彈的原理和構形的設想,并在計算機上進行了數值模擬計算。

  在上海的近百個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到氫彈次級的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

  當于敏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報告時,同志們群情激奮,高呼“老于請客!”請客的還有另外一人。當氫彈原理的方案傳到北京后,鄧稼先第二天即飛到上海,聽完于敏的匯報后十分興奮,請大家吃了一頓螃蟹。

  氫彈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就造出氫彈。但是,氫彈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接下來的一年,于敏他們忙于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

  但在試驗現場的于敏,看著蘑菇云翻滾而上,仍不覺得圓滿,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于敏確信他的氫彈原理是正確的,他也確信,我國已經取得了設計實戰氫彈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顆人造“大太陽”,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中國的速度為世界之最。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

  爆炸成功后,氫彈須根據實戰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于敏接著對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作了優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于別人送來的“氫彈之父”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更看謀略稱籌幄

  于敏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他想起了當初聽到錢三強告訴自己那個決定時,腦海中閃過的一個念頭:突破氫彈技術后,回去做基礎研究。“文革”后,錢三強也數次問于敏是否想回科學院。但于敏最終沒有“回去”。

  20世紀80年代,在原子彈、氫彈等技術相繼突破后,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等曾經共同奮戰在核武器研制一線的骨干相繼離開九院。

  昔日群星閃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蓮三人。

  于敏也想過離開,但“估計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但性能還需提高,必須發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來,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

  在那些日子,于敏會常常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這片試驗場休克昏倒,他還記得多年前自己曾在這黃沙大漠中大聲吟誦“不破樓蘭終不還”。

  此刻,高原上響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誦之聲。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憂慮,不由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會場最后只剩下了于敏一個人的聲音,他一口氣將《后出師表》背誦到底——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不過,不同于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是“可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見”。這次試驗很成功,為我國掌握中子彈技術奠定了基礎。

  1986年,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認為美國核戰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極限,再多做核試驗,其性能不會有很大提高。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全面禁止核試驗。倘若那時我國該做的熱核試驗還沒做,該掌握的數據還未得到,核武器事業可能功虧一簣。

  于敏向鄧稼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鄧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議上書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鄧稼先修改,胡思得執筆,向中央遞交報告,希望加快熱核試驗進程。

  后面發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那次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的熱核試驗時間。接著,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計算機模擬來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這個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這次上書建議可以與原子彈和氫彈技術突破相提并論。不然,我國的核武器水平會相當低。”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詩人呂聲之詩中所言:“更看謀略稱籌幄,會見精神坐折沖”。于敏的謀略,“折”掉了美國的陰謀。因此,于敏又被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戰略家,從某種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諸葛亮那樣,運籌帷幄,料事如神。

  留取丹心照汗青

  就像他沉默的事業一樣,于敏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他畢生信奉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他曾對身邊人說,不要計較有名無名,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寧靜”使于敏在子女的記憶中是失聲的。

  兒子于辛小時候對父親的唯一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里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于元亦很難覓尋對兒時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親昵過。

  但于元總算還是找到了一個“聲音”,聽著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氣跑進爸爸房間,聽到他正對別人說ρ(希臘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高興地跑出來對媽媽說:“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對“寧靜”有著自己的解釋。“非寧靜無以致遠。所謂寧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于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所以,當“文革”期間,軍管領導脅迫于敏將某次試驗中的技術問題定調為科研路線問題時,他并未屈服,反而在會議上挺身而出,鮮明地指出并論證那次試驗的理論方案并無問題,只是一些新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從來不存在所謂路線問題。

  于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但他無悔:“如果我說假話,我可以輕松過關,但我經受不了歷史和真理的考驗。我寧愿現在挨整,決不說對不起歷史的話,不說違背真理的話。”

  當時,處于極左思潮統治下,軍管組動輒干預并批判他們的技術工作,技術討論會上甚至不允許使用外文字母作符號。很多技術人員自嘆如傾巢之卵,噤若寒蟬,即使慎重、委婉地表達看法,也仍常遭批判。但每次討論會上,于敏仍堅持講真話,明確地講出自己對技術問題的看法,絕不隨聲附和。

  與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因此,有爭論的時候,鄧稼先常會說,“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不屈服威權,能讓他屈服的是科學和事實。還有一個能“屈服”他的,是唐詩宋詞的藝術。

  胡思得說,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頭發現一本唐詩或宋詞。于敏晚上睡不著覺,就躺在床上捧著看。

  藍可說,李白、杜甫的詩,他們剛讀完第一句,后面的詩句于敏都能直接背下來,還給他們分析這首詩的特點。

  陪孫子時,于敏會教他背誦古詩詞。他教孫子學會的第一首詩詞就是岳飛的《滿江紅·寫懷》:“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為何如此傾心古典詩詞藝術?于敏說:“藝術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遠。而非志無以廣學,非學無以廣才呀。”

  就像他的“寧靜”可以致遠一樣,詩詞藝術帶給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業上不斷尋求突破的遠志廣學,是一生致力于為國謀策的鞠躬盡瘁。

  雖然于敏愛詩,但甚少寫詩。在73歲那年,他卻以一首《抒懷》為題的七言律詩總結了自己沉默而又轟烈的一生:

  憶昔崢嶸歲月稠,

  朋輩同心方案求,

  親歷新舊兩時代,

  愿將一生獻宏謀;

  身為一葉無輕重,

  眾志成城鎮賊酋,

  喜看中華振興日,

  百家爭鳴競風流。

  于敏,絕大多數時候在這個世上“沉默無聞”,是“無輕重”的一葉,但他從未拋棄“獻宏謀”的一片丹心。(本報記者 陳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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